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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球报:国进民退 中国足球的下一个浪潮?

时间:2021-01-04 10:19:14 | 来源:国内足球综合

文章来源:足球报

记者陈永报道席卷全球的保守主义浪潮、疫情和经济下行,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,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其实一个新的浪潮已经露出苗头——那便是投资人的“国进民退”。

刚刚过去的2020年,其实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分水岭,主要体现在足球泡沫破灭、疫情下的中国足球以及新政下的中国足球。

足球泡沫开始破灭,在2018赛季末到2019赛季初已经显现,当时有9家俱乐部退出,而2020赛季是集中爆发期,从2019年年末,到2020赛季开赛前,总计有17家俱乐部先后退出,其中2020年5月23日,准入标准公布时有16家,随后拉萨城投也退出了。

泡沫破灭的最典型的事件,就是天海因无法准入而解散,说起来,天海的前身权健,正是中国足球泡沫的推动者之一。

至于疫情给中国足球的打击,这一点已无须赘述。

需要说明的是新政,2020年末颁布的新政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,一是限薪政策,二是中性名,三是联赛扩军。这些政策(加上其他政策),总体上,是按照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去推动的。

足球发展有自身的规律,但足球发展,更重要的是切合现实,然后循序渐进,比如中性名,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的表述是: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,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。“鼓励”、“具备条件”、“逐步”,这样的表述,其实很严谨了,但最后的政策,却是限时一刀切。

悲哀在于,各政策竟有矛盾之处:限薪政策,其出发点是保护俱乐部生存和发展,进而稳定中国足球的基本面,而且,严厉的限薪政策,某种意义上是足协为俱乐部减压背锅;同理,联赛扩军其实条件不成熟,但考虑到俱乐部的生存困境,扩军实际上是给了更多俱乐部一个缓冲期(保级压力减小)和希望(进入更高级别联赛)。

不过,中性名政策与此背道而驰,它严厉打击了投资人的积极性。没有人否认中性名是个好政策,但目前,中国足球的主要矛盾是生存矛盾,一个好政策,一个符合足球规律的政策,与中国足球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冲突,那么,这个政策就应该暂缓,或者给俱乐部更多的时间。

目前,中性名政策在国安和建业两家俱乐部身上,都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国安方面,俱乐部、球迷及部分媒体,认为足协的做法不尊重历史,不尊重足球文化,不过好在国安还有后路,那就是中信退出,如此国安就符合规定了;建业的发展就让人猝不及防,他们拟改名“洛阳龙门”后,当即有球迷组织宣布解散,随后有球迷到俱乐部所在地拉横幅抗议,甚至有球迷下跪,建业改名,成了跨年时中国足球的焦点所在。

实际上,中性名的影响,不仅仅是中超,更致命的,其实在中甲和中乙。换句话说,中超俱乐部改成中性名了,至少很多人还知道投资人是谁,但中甲和中乙的俱乐部改了,估计一般球迷,甚至他们俱乐部自己的球迷,都不知道是谁掏的钱。

那么,对这些民营俱乐部的投资人来说,投钱的意义何在?如果是企业名称,还可以宣传企业,或者可以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,但现在谁都不知道你是谁,也不知道你每年投入过亿或者数千万,花了钱连响都听不着,没有经济层面的宣传效果,没有社会层面的宣传效应,如果政府再没有扶持政策……

赔本都赚不到吆喝——这才是真正的伤害。

一个事实是,中国的职业联赛,正掀起一波转让和迁移潮,其中,永昌有意迁移沧州,沧州有国企有意入股50%;泰州远大有意迁移无锡,目前正等待无锡政府方面的支持;建业有意迁移洛阳,更名为洛阳龙门,有消息(本报未证实)说,洛阳国企将介入俱乐部股权改革;更早时,绿城完成了股权改革,据说,将50%的股份,给了浙江能源(浙江省国企)。

民营俱乐部的经营困境,其实不单来自中性名改革,和整体的经济发展、企业的经营、疫情背景下的赛会制等多重原因,都是相关的,但中性名,似乎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这个冬天发生的一系列股权变革,或者股权变革的传闻,已经相对清晰地呈现了一种“国进民退”的苗头,那么,以冲甲和冲超的俱乐部为例,再来看看最近两年“崛起”的俱乐部。

2019赛季,冲超的球队是永昌和黄海,永昌是标准私企,黄海虽然是私企,但青岛集全市多家国企之力,给予支持;冲甲的球队有沈阳、兴城、泰州、东吴、联盛、九牛以及昆山,其中兴城投资人为成都兴城集团(95%股份)——成都市国资委的下属企业;昆山投资人为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(100%),为昆山市国资办下属企业。

2020赛季,冲超的球队为亚泰,投资人为长春吉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(100%),为长春市二道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下属企业;冲甲球队目前是淄博蹴鞠和武汉三镇,淄博蹴鞠为淄博市体育局托管。

足球是社会和经济的一面镜子,房地产俱乐部曾遍地开花,和过去十多年房地产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,但目前房地产政策转为调控,房地产俱乐部减少投入乃至逐步退出,便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实际上,在中性名的大背景下,很多民营俱乐部迎接挑战的办法是寻求政府支持,希望政府能够多出钱,或者找企业入股,原因很简单,中性名政策,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诉求都无法满足,只能向政府求助,这种背景下,政府提供资金支持,反而不如直接入股,如此反而可以加强对俱乐部的控制力,进而保证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,稳定扎根,扩大城市影响力。

更重要的一点是,在全球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,遍地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地方政府也不再随便给点政策就有大批资金投资了,这就需要城市展现更全面的影响力和更精细的管理,进而吸引优质投资,或者内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,而足球,毫无疑问是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。

以沧州为例,在他们准备引进永昌俱乐部前,外界对沧州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“这是个武术之乡”,更了解的或许会说起纪晓岚、张之洞、霍元甲(祖籍)。

但当他们和足球发生绯闻,外界详细了解才发现,沧州原来是人口大市,接近800万,沧州的经济也不错,GDP仅次于唐山和石家庄,位居河北第三,全国排名在60名左右,沧州还有不错的体育场,距高铁站只有5分钟。

国进的浪潮,更重要的原因是,随着俱乐部名称的去企业化,足球俱乐部对于城市的宣传效应,会更加明显和集中,这实际上给了地方政府入主俱乐部一个更充分的理由,某种意义上,一个地方拥有了一家中超或者一家中甲,哪怕是一家中乙职业俱乐部,也是这个城市影响力的一种体现。全国范围内,能够拥有职业俱乐部的城市,目前也不过就三四十个,从这个角度来讲,职业足球俱乐部,在中国仍属于稀缺资源。

总体上来说,国企俱乐部更稳定,以鲁能为例,他们在1997年年底进入足球,在过去的23年里,虽然球队风风雨雨,但俱乐部一直很稳定,其坚持青训的做法,也赢得了圈内的普遍认可,到了今天,说起青训,哪怕是鲁能的死敌球迷,都会竖起大拇指。当然,鲁能最终的股权变革,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,但济南市属国企济南文旅入股并接手俱乐部,同样是一种不错的延续。

国企俱乐部的稳定性,也和政策、政府负责人变更相关。历史上,烟草行业曾经大规模进入职业足球,但受限于政策,最终烟草行业俱乐部全面退出,此外,一个地方国企俱乐部的生存和发展,又往往和这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相关,这同样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。

除了这些不确定性外,地方国企自身的风险,也需要正视。

在“国进民退”的浪潮中,一家国企俱乐部的身影似乎稍显尴尬,这便是泰达。1998年2月,三星更名为泰达,至今,已有23个年头,但在2020赛季,它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

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防控的过程中,地方政府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债一直受到关注和监控,而所谓的地方国企俱乐部,实际上其投资人不少来自地方融资平台,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在危及金融安全的可能性,监管政策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,这种情况下,政策风险不能完全规避。

所以,必要的一个警示是:地方政府介入足球,决不能像房地产进入足球那样一哄而上,然后挥舞钞票无所顾忌,必须进行充分调研,保持谨慎态度,而在俱乐部运作时,也需要精细化,避免盲目加大投资,以至于出现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尴尬。

具体建议如下:(一)投资要谨慎稳健。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,体育尤其是足球也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,打造职业俱乐部是大势所趋,但相关投资要保持谨慎和稳健,不建议高额投入和投资,建议在目前中国足协给出的支出限额内进行投资,甚至可以再稳健一些,想要长久发展,这是第一位的,而谨慎稳健的投资,是实现长久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。

(二)股权尽可能多元化。这也是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所倡导的: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,实现政府、企业和个人多远投资。除非条件特别成熟,不建议由单一国企平台全额投资,促成市属优质企业、有兴趣的私营企业投资入股,或赞助胸前、背后、场地等广告,条件成熟甚至可以个人入股,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,是俱乐部长久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
(三)管理要更加精细。过去的中国足球,引进一名外援,其转会费动辄溢价50%乃至更高,而其年薪可以轻松翻倍甚至更高,在目前泡沫破灭、中国足球进入收缩态势的大背景下,精细化的管理,就显得更重要。原来20亿到30亿或许可以放个大炮仗,拿一个冠军,但在不到6亿的支出下,如果还能夺冠,才是一家俱乐部经营和管理的功力所在,这对俱乐部的管理,提出了更高要求,对俱乐部的青训,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(四)坚持是最好的口碑。考虑到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变更以及各项政策改变的风险,地方国企俱乐部的目标,应该以生存为第一要务,长久地活着,才是最好的口碑所在。

其实,在目前的大背景下,一个志在远方的民营俱乐部,亦需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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